新春日记

新春日记

柴静做《穹顶之下》的时候我上初三。班主任在课上给我们放这部纪录片,三十多个脑袋一起搬着板凳挤到成像很粗糙的投影仪面前,一看就是一个半小时。片子长,一节班会课放不完,最后要放学了,铃打了两遍,大家都没走,神色很严肃地接着看。小孩子是很容易共情的,那天收拾书包的时候班里气氛挺凝重,一个个疾恶如仇的样子都像是恨透了黄牙小眼睛的煤书记。不过转过天来就好了,没人刻意放在心上,下了课还是会比谁溜得更快。

“知道和感觉到,是两回事。”

其实初中生已经能明白环境保护是什么意思——国旗下讲话要提,生物课上要学,还有同学在作文里写,说煤老板把地挖空了,汾河里的水快流干了,好多人因此死了。但事实上我没喝过咸苦的自来水,没见过氟中毒的病人,也没闻到满天飘着的硫化氢。我是说,尽管我相信这些现实的存在,但觉得他们离我很远,所以只能用有限的一点同情心去感慨遥远的灾难和苦痛。

后来我听说片子被查了,很多人跳出来骂,说柴静女儿的病根本与雾霾无关,完全是炒作的噱头,也有说她是移民美国还要扭头吐口水的卖国贼,拿着那里的福利金做抹黑祖国的片面调查。

说实话,我听过这些恶评之后没能产生太多对这位“公知女青年”的偏袒或者维护,甚至连当初看《穹顶之下》带给我的一点震撼也逐渐显得不过如此。我辨不清真假,只是觉得她的尖锐也谈不上多坦荡。

上高中的时候语文老师又给同学推荐柴静的《看见》,我妈很勤快地跑进书店照单全买。我读书速度慢,时间也少,于是很多素材都是看了一半就拿来断章取义,这种习惯导致我只读了两面序言就决定把《看见》搬到自己作文里用。有两句话我屡试不爽,最后几乎到了能直接默写的程度。她是这么说的。

“要想‘看见’,就要从蒙昧中睁开眼来。这才是最困难的地方,因为蒙昧就是我自身,像石头一样成了心里的坝。”

用得次数多了,我也很深刻地想过它的含义。那时候我正想学传媒,但是又确信自己不合适,因为我清楚自己只敢写大家都相信的事情,直到现在也是。我会升华,会抒情,可惜不太会说服,有时就连亲眼所见都敲不醒心里的惶恐和胆怯。我不知道该怎么讲明白一件只有我看到了真相的事情,我能想到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先骗自己一把。

我很倔强地在心里大吵一架,最后自作主张把传媒放弃了。其实这时候我已经意识到序言后面的部分可能更值得一看,因为那里或许有答案,但我还是忍着没再翻开过,我说了,先骗自己一把。

今年初冬下了很长时间雨,年前几天才开始放晴。

一月二十号的太阳难得很好,我打算上电影院看电影。出门前我妈给我发微信,说最近有传染性肺炎,上街记得戴口罩。我脸上扑了粉底又擦了口红,心里不太愿意,不过还是很听话,因为最近确实在网上听说了流感猖獗。我随手抽一个防尘的口罩遮住下巴和嘴,非得露出两个鼻孔好好呼吸一下阳光底下的空气。那天路上人很多,我嘬着奶茶回家,被我妈提醒去药房再买两包口罩,会员打折价,两包三十。

一月二十一日又开始下雨,我在家里闲不住,背着电脑和书出去转悠,逛来逛去最后钻进平时常去的一家咖啡店。我带着口罩和眼镜,水汽一下子爬上来,看都看不清。点完咖啡之后我上楼坐着,看了几眼新闻,想起旁边就是市立医院,莫名有些心虚,端着咖啡走了。

一月二十二日,雨下得太大,我没出门。晚上我妈下班回来,告诉我药房的医用口罩和酒精卖完了。

出事了。

灾难来得太快,所有人都来不及躲,大家开始近乎疯狂地逃难。好像“轰”一声,什么都塌了,整个日常生活被连底抽掉。武汉封城了,口罩和酒精脱销了,病毒开始扩散,不知道谁追得上谁。

一月二十三日小年夜,雨停了,天阴,我和我妈上药房买口罩,营业员摇摇头朝我们摆手。回家之后我在卫生间洗了好久的手,我妈探头进来和我说年夜饭取消了。中午吃饭前她打电话和我爸吵了一架,因为我爸和他朋友刚上园区步道走了一圈——那里有个公司食堂的员工肺炎确诊了。

吃完晚饭看见一个很喜欢的博主姐姐更新了,她说她十九号一个人坐高铁回武汉,车厢里还少有戴口罩的乘客。那天的新增病例是42例,现在更新到136例,还没有她已经肺功能衰竭的亲人。

“我像是上了釜山行里的那辆列车。”坐在旁边的叔叔无遮挡地打了一个喷嚏,她埋着头给朋友发消息。

一月二十四日除夕夜,天又有要放晴的意思,我们一家三口上药房买口罩。路过城隍庙——我虽然不太信这个,但是以往每年过节都会和我爸去城隍庙,看里面的道士烧香念经做法事,也算是沾沾烟火气——今天门关得死死的,上面红纸黑字贴了公告,我只记得一句“道法自然,科学抗疫”,外面还插了两杆旗,一面“风调雨顺”,一面“国泰民安”。

“原来也插这个旗吗?”我扭头问我爸。

“也有,你没在意。”

走了两三家药房才碰到一家有货的,一个挂了工作证的姐姐坐在柜台后面,脸上没什么表情,也不戴口罩。实名制限购,四块一买三个,到我结账的时候身后的队伍已经排到门口,全是来买口罩和酒精的。有个男人走进来问治鼻炎的药,姐姐坐在里面垂着眼皮点货单,头也没抬就说没有。我实在没忍住,开口问了。

“姐姐,你为什么不戴口罩。”

她还是没抬头,但是嘴里顿了一下,结果货单点乱了,重头开始。

晚上看春晚,三个人揣着手机在沙发上各占一块地,刷两下手机,再瞄两眼电视。武汉确诊人数一直停在444例,拿不到救援防护物资的医生在办公室崩溃,护士长把泡面和蛋黄派塞进一直淌眼泪的小护士手里,病人在急诊楼道休克,更多的病人急匆匆地绕过躺在地上的身体去旁边科室吊水扎针。电视上的红布景前搭了道具演小品,我跟着笑了两下,我爸把眼睛从手机屏幕上移开问我这个节目好看吗,然后我就笑不出来了。

李谷一开始唱难忘今宵,我蜷在被窝里刷朋友圈,系里的同学转了一条推送,说中南建筑设计院的团队花一天一夜把应急医院的设计图出完了。我觉得心跳得厉害,但是什么话都说不出,决定把手机反过来扣在床头柜上合眼睡觉。窗外很安静,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几年烟花禁放管得越来越好了,房子外面的世界就像冻住了一样,硬邦邦地在黑夜里挺着。一刻钟之后我睁开眼睛叹了口气,把手机摸出来发了一条微博。

“平安健康,平安健康。”

一月二十五日大年初一,我吃完红糖糕把口罩帽子围巾都戴上,打算再去一趟那家药店。想说的话也准备好了,我一定要固执地再问一遍姐姐为什么不戴口罩,然后告诉她加班也要保护好自己。

可惜隔着马路我就看见店门口贴了几个大字:口罩酒精奥司他韦已售完。柜台后面没人了。

“知道和感觉到,是两回事。”

现在我感觉到了,感觉到天塌地垮,感觉到空洞又真实的害怕。

打这天起我就在家待着,除去收拾屋子、吃饭睡觉、看书听歌还有在阳台上发呆的时间,我几乎就要和互联网较上劲儿了。消息铺天盖地撒下来,一轮下来我整个人都木了,有的时候明明躺在被窝里手脚都能凉得透透的。我不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只知道现在情况很坏,人只能依靠人,平日生活里见不着、不注意的人。

二月六日星期四,这段时间里我扫了三次地,理了两回书柜,做了两次饭,脾气越来越坏,具体表现为碰见好笑的事情不太敢笑,碰见可恨的事情又骂不出声。我和国外的朋友发消息,说自己好像每天都在生气,气到一边控制不住地看疫情新闻一边咬牙切齿恨不得去拔网线。

下午我开始理第三回书柜,从角落里扒拉出一本《看见》,书签还插在序言后面,我开了取暖器直接蹲在地上看。第二章讲的是非典,题目是“那个温热的跳动就是活着”。

“医生要让人活着,自己得有牺牲的准备。”

“你有么?”

“我有。”

“你们靠什么防护?”

“我们靠精神防护。”

“你们在制造恐慌。”

“比恐慌更可怕的是轻慢。”

“你害怕非典吗?”

“我不怕它,我憎恨它。”

我穿着棉衣棉裤,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

二月七日星期五,阴天,我从床上爬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确认新闻。李文亮医生走了,时间是二月六号晚上九点半。

二月八日元宵节,多云,我和我爸戴着口罩出门上菜场。姑苏区很多通道和路口都封死了,绕路走察院场过观前街,有一家药店门口在排队,旁边就是城隍庙,我看见那两面旗子没了。

道法自然,我信的,可惜今年没吃上汤圆。

二月九日星期日,天晴,我妈又是洗衣服又是晒被子的,全家心情都很好。我把脑袋探到窗户外面眯着眼睛晒太阳,顺手打开百度去搜十七年前的央视节目“非典狙击战”,下面跳出来一条相关链接:新冠病毒下,柴静去哪儿了?

阳光洒过来刺进眼睛的时候我在想,现在和十七年前不一样了,应该能有很多个柴静。

“非典狙击战”这期节目有个栏目口号,叫做“探寻事实真相”。十七年前的观众记住了一个“进非典病房的记者”,因为她在说真话。什么叫真话?

“你不用作什么判断和结论,只要描述你看到、听到、感觉到的,就可以了。”

我读到这段的时间是二月六号下午,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李文亮医生的情况可能已经不太好。

哦,也许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柴静”。

《看见》第二章的最后讲了一故事:七二一医院的一个病人在治愈出院之后一直在大街上寻找柴静的眼睛(十七年前的采访记者也被要求穿全套隔离服,脸上只露出防护镜下的两只眼睛),后来他才知道柴静是一个有名的记者,于是给她写信,信里说“你会觉得好笑吗?我曾以为你会是我的另一半呢。”

我当时就笑出来了,只是之前脸上挂着的眼泪还在淌。笑的原因有几个,第一个是他活下来了,第二个是一见钟情很可爱,第三个是感叹这段经历。

别骗自己,能看见真相的眼睛很难得。

这个故事之后还有一句话:非典结束了。

结束了。快要结束了。都会结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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