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走后,谁来保护我们的古城?

大师们走后,谁来保护我们的古城?

“在新千年里,最重要的挑战就是,在中国前所未有的爆炸性现代化工业化浪潮里,如何保护中国的历史名城,而这也是请我定中为老家苏州解决的问题。”——贝聿铭

数十年前,已将近90岁高龄的贝聿铭完成了苏州博物馆的设计。

“苏州博物馆是我的一部‘自传’。””贝聿铭给予了苏博最优美的室内空间和建筑形体。这使苏博于苏州的意义,似乎已经大大超出了“博物”的范畴。它给苏州带来的更是一种理念,一座当代建筑与文化根基之间的桥梁,一个将传统山水与园林融入现代城市的方案。如果留意古城近年来翻新的干将路和人民路,不难发现许多地方都采用了源于苏博的经典设计元素。苏州的儒雅气息,藉此得以部分保存。

而今,大师去世。苏州博物馆新馆建成已近十三年。而贝老所说的问题,似乎仍然存在。

“为什么这边的古镇和我们家乡的古镇都长一个样?”

这是很多游客来苏州旅游时常有的疑惑。

从一个南方人角度来看,这样的疑惑也不无道理:如果只是粗略看看诸多古镇的外表,江南的小桥流水和丽江的并没有多大区别,甚和厦门的渔村都很类似。甚至夸张一点,在中国的每一个城市,好像都可以找到一座专门为了游客开发的古镇古街。可以买到的东西也无外乎各种糕点奶茶臭豆腐老酸奶,酱鸭卤鹅烤猪蹄,旗袍丝绸印花布。

我们的古镇的确得到了保护,只是全被保护成一个样了,这样的结果,似乎比未被保护还要糟糕。

和贝聿铭的创造性保护不同,泛滥全国的古镇似乎都在进行复制性保护。复制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商业:比起创造,复制简单了太多。隔壁古镇卖的旅游书签和各类旅游纪念品,这里换个文案和图片一样能卖的很好,其他地方有的各类小吃,这里一样能做,甚至都可以打着原招牌出售,在苏州的各条古街上,很容易就可以买到法国的巧克力和香薰。厦门的奶茶,长沙的臭豆腐也和苏州的糕点一起卖着。

就连建筑,古镇的根本,其他地区的部分乡镇为了所谓的保护,相比起纯粹修复,大多都选择了一种更为省力的开发方式——推倒重建。毁掉历史古迹,再在原址上参考其他古镇重建千奇百怪的仿古建筑,如此魔幻的“保护”方式,竟真真切切发生在这片土地上。

每个城市都有很多可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复杂的工艺,漫长的制作时间和高昂的成本使这些本应在古镇上出现的东西藏到了城市的更深处,取而代之的是可以工业生产,快速盈利的商业化产品。

倘若一个文明的创造都可以快速复制,那么这个文明本身存在的意义也在迅速消解。

毕竟,复制一个就好了,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只是卖不了钱罢了(笑)。

更有趣的是,当游客被问及这里的特色是什么的时候,常见的回答是:“那里有一家网红书店/咖啡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刚刚去打卡了。”舟车劳顿后,人们去一个昙花一现的事物旁合了张影,发了朋友圈以后心满意足地走了。

让人类永远保持理智果然是一种奢望。

所以,我们是在保护传统,还是在消费传统?

众多的古镇保护区,是在保护文化,还是在消费文化?

可惜的是,古镇保护,似乎从开始便已成定局。

“中国的古镇通常都没有好的经济基础,而直接过渡到第三产业。它们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用经济效益来保护文化遗产。相反,它们更需要用文化遗产创造经济价值。”

即便如此,依然有一群人执拗着抗争着,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阮仪三就是其中之一。

他以他的方式拼力保护中国古城遗迹。面对城市化进程中现代“文明”对自然、古迹的毁灭,他痛心、愤怒,奔走上书,四处疾呼,为了知识分子的良心和中国民族文化的传播延续,他不惜撞得头破血流。

“2000年以后,我所担忧的是,许多人都看到保护取得成绩了,全国的假古董都垮了,而保护好的都名利双收,产生效益了。现在都晓得要保护了,也晓得申报世界遗产了。但当申遗成风,我就担忧了。现在担忧的是把保护看成是获取经济效益的一个手段。因为凡是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地方,造成的深层次破坏是根本性的。以前是不识货一推了之,现在做不好是从内部进行深层次的破坏,而且举的是保护的旗号。”

阮仪三

在中国的另一头的茫茫大漠中,一位莫高窟的修复师这样诠释他们的使命:

“爷爷一辈子都在和风赛跑,他说,这是一场注定会失败的比赛,但我们偏偏要逆天而为。哪怕和风耗尽一辈子,也要为后人留下不能复制的文明。”

可大师们走后,又有谁来保护我们的古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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